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妙手修古籍 匠心传书香
作者:文/邓欣 图 /邓欣 国家图书馆
来源:旅游杂志社
发布时间:2021-04-07 20:17

新中国成立后,原文化部及文物局有意识地将同类尤其是同种文物古籍聚集在一起,因此在全国文化机构之间施行了一系列文物文献调拨举措。1954年115日,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调拨旅顺博物馆原藏敦煌遗书621件;同年628日文化部社管局拨交一批古籍,内有敦煌遗书153卷;1956326日,文化部文物局拨交敦煌遗书48种;1965424日,文化部文物局再次拨交唐人写经56种,此外还有多次调拨。除调拨外,还有受赠及购买的敦煌遗书,国家图书馆(时称北京图书馆)相继入藏1000余件敦煌遗书。现今国家图书馆馆藏敦煌遗书已达16579号,是其四大专藏之一,藏量居世界各大藏家之首。



由于国家图书馆自成立的百余年来,馆舍多次变迁,馆藏的敦煌遗书也随之多次迁移。敦煌遗书入藏之初,庋藏于广化寺馆舍的善本书库,依然保持10件一束的捆扎状态,按照千字文号顺序逐一编号;民国初年重新庋藏,打破原有按千字文号排序的方法,改为分类排序,按经类聚,同一部佛经则以卷次为序,国图(时称“京师图书馆”)还特制分屉书柜,每屉储存敦煌遗书若干件,但仍未解决敦煌遗书挤压堆积的问题;19316月,国图(时称“国立北平图书馆”)文津街新馆舍落成,敦煌遗书迁移到文津街新馆舍前楼一层(半地下),此时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已成立写经组。写经组在进行整理时,为每件敦煌遗书加装了纸质包袱皮,包袱皮上用墨笔书写每件敦煌遗书的千字文编号和庋藏柜屉号,至今大多完好。



抗战时期,敦煌遗书寄存平津及南运上海避祸;20世纪五六十年代,国家图书馆(时称北京图书馆)拍摄馆藏敦煌遗书微缩胶卷,并于80年代再次拍摄。1987年敦煌遗书迁入国家图书馆(时称北京图书馆)白石桥新馆地下善本书库。1990年,在原千字文编号的基础上新编了“北敦”(BD)号,并将馆藏敦煌遗书按照BD号顺序排列,成为此后通行的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编号。2004年,敦煌遗书的堆积挤压问题得到解决,新制120个双层楠木书柜,每层分为7格,3000件残片,每50件一组,使用60格大型纸质书箱分装,放置在书柜内;新制12000件敦煌遗书楠木盒,内衬香樟木板防虫,敦煌遗书的庋藏条件得到本质改善,成为专藏书库的典范之作。



国家图书馆(以下简称国图)与敦煌遗书的渊源,可以说是贯穿百年馆史,而国图文献修复组的历史能追溯到1909年建馆的时候,最早有修复的记录是在1918年。那么让古籍起死回生的古籍修复师的修复室会有什么呢?是在浩如烟海的书架子里埋头梳理?还是在静谧的空间里一丝不苟地专注呢?在去国图的文献修复组前,我设想了许多种可能性,但当我与文献修复组的胡泊老师穿过这个留有历史痕迹的楼道,站在文献修复组的办公室时,还是禁不住心生敬畏。



一间宽敞有余的屋子,屋子里的主要部分是一张一张排列整齐的修复工作台,这些工作台与平日办公的桌子略有不同,稍长一些,放有古籍、修复古籍的工具、台灯等物件,每张桌子的旁侧还有一张正常大小的桌子,上面放着电脑。


在文献修复组里走着,会有很鲜明的感觉,这种感觉来自于这里既有古老的手工修复,也有先进的科技设备。


跟着胡老师将文献修复组的修复室粗略地浏览一番之后,来到了朱振彬老师的修复工作台前,简短介绍来意,便进入敦煌遗书修复的历历往事中。



对于珍贵的敦煌遗书,修复起来自是慎重再慎重,而选择适宜的修复原则和方法就成为了古籍修复中的首要任务。


自1991年的敦煌遗书修复工作开展至今已有30年,修复了6000余号,长度将近5000米,对于一些破损不厉害的敦煌遗书,维持其原貌。在修复中对古人修补的痕迹也保留下来,比如BD06709(潜9)《大般涅槃经》卷第九、BD07577(人77)《妙法莲华经》卷第三两件,在裂开部分都采用了麻绳来缝缀,都尽可能地保留写卷的原貌。



古籍修复师对于古籍来说,就如医生医治病人,观其症状,做出判断,开出“药方”,使其健康痊愈。而在2006年前,全国的古籍修复人才不足100人,国图可考证的敦煌遗书修复人员已有三代。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肖振棠、肖振邦、张士达、肖顺华、韩奎占等人;参与1991年大规模修复的杜伟生、张平、胡玉清、朱振彬、刘建明、李英、胡秀菊等人;2008年后入馆的胡泊、田婷婷、侯郁然、宋晖、郭志新、谢谨诚等人。



1980年我刚高中毕业来到国图,对古籍修复没有什么概念,当时领导说有一个机会跟张士达大师学一门技术,就这么着跟先生学了三年。三年学徒之后,然后就在国图这个岗位一直做了40年,1980年到今年,整好40年。”说起当时跟着张士达先生学习古籍修复技艺的朱老师,倏忽发现今年是他在古籍修复这个岗位上的整40年,眼神也增添了许多柔情。而当问及这40年的古籍修复工作,朱老师脱口而出“其实就是一种使命感,我们这工作挺枯燥的,有很多步骤都是千百次地重复。定了方案之后,一本书修个一两个月,甚至三四个月、四五个月都是常事。但是这个修书啊,其实就是给古籍续命,不管是敦煌遗书也好,还是刚领的‘天禄琳琅’,都是通过你的手艺给它修完之后,古籍的生命就又延续了,古籍这个东西就是一辈一辈往下传,传到你手里,你给它修复好了,古籍的生命得以延续,慢慢再往下传。”



而由中国国家图书馆、英国国家图书馆,新德里国立博物馆、法国国家图书馆等相关收藏机构共同倡议成立“国际敦煌项目(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,简称IDP)”,使得敦煌遗书得到了更好的数字化保存,也便于世界各地的学者查阅,目前IDP网站已经拥有8个中心,维护着中、英、法等7种文字的网站和数据库,敦煌写卷全文影像总量约53万拍,其中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写卷影像已达18万拍。



另一方面,现今古籍修复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师带徒一对一的传承模式。在2007年首个由政府主持开展的古籍保护领域国家级重要文化工程——“中华古籍保护计划”,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实施,举办短期培训班,招收古籍保护专业硕士;此外,进到高等院校、开设32家传习所,传习老师28位,收徒241人,以多种方式培养古籍修复人才,使修复人才从不足百人发展壮大至千人。全国古籍修复室面积超过2.7万平方米,抢救修复古籍总量达到360万件。


采访最后,问及朱老师在传授时会常和徒弟说什么,他说“板凳要坐10年冷,做这项工作,实际上得学会坐好冷板凳。”还顺口告诉我在楼上正好有一个与敦煌遗书相关的展览“妙手补书书可春——全国古籍修复技艺大赛暨成果展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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